人权的基本属性就在于其道德自足性，轻易地借由哪怕是正式立法的形式对权利进行限制实际上都从本义上削减了这种道德自足性。
势即权力或权威， 术即监督、考核、驾驭群臣的手段。三统一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载体。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规则为何物，且缺乏自觉遵守规则的素养。发扬共和精神，塑造共和文化，要大力推进以共和为公共精神的协商民主。1918 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 根本法) 》把列宁起草的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文本的第一篇，宣告宪法就是写着人权和权利的文本。( 《韩非子·忠孝》) 董仲舒更是把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礼纬·含文嘉》) 宣布为封建社会秩序的核心内容。不是任何一种秩序都能够称得上是 包容性秩序。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培育理性的法治文化，还要求正确处理好法律与道德、感情、舆论的关系，不能用伦理代替法理、混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不能以情感对待法治，感情用事，办关系案、人情案; 不能实行舆论审判，用舆论干预和干扰法律的执行和适用。但近两年的研究似乎进入了瓶颈制约期，面向实践的法律方法研究更是极度缺乏，从而导致具有工具属性的法律方法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指导。
在2014年，从法律方法论的视角对案例指导制度以及指导性案例所做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法律方法的运用可以使流动的法律暂时停下来变得确定、模糊的法律变得清晰。它所主张者不外乎三点：认真对待法律规范、法律是一种规范、法学应坚持规范性研究的立场⑧。在2014度中，法律解释方法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史为鉴，不少成果集中于对中国古代法典的解释及其对当代中国司法实践的意义。
其性质可以定位为最高人民法院以案例解释法律的形式，基于形式正义的同案同判构成了指导性案例具有事实约束力的作用原理(62)。杜强强：《目的论的思考在宪法裁判中的功能——从法学方法的角度重读纽约时报诉苏利文及其后续案》，《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1辑。
由各种教义出发，可以大幅降低思考和操作的成本(11)。总体而言，社科法学论文成果的作者多是法理学研究者，而以法教义学为主题发表论文成果的作者，多数是部门法研究者①。(二)具体制度层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设和完善了相当多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由于司法制度比较多样和复杂，也并非所有的司法制度都适合用法律方法论来分析，结合2014年度法律方法论研究的成果，这里选取案例指导制度作为样本，来说明以上观点。
⑥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立法意图既是存在的，也是可以被认识的(15)。5月24日，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和《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主办的多学科背景下的法学及其方法学术研讨会中，第一单元的主题正是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分野：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具体发言主题包括法教义学与法的性质、法律教义学与法学研究的本土化、法律变革的逻辑：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较量等。通过把法律作为修辞以改造传统的政法思维，使人们的判断与决策更加接近法治理想(52)。
魏治勋：《文义解释在法律解释方法中的优位性及其限度》，《求是学刊》2014年第4期。就其理论基础而言，有学者专门分析了修辞与逻辑的关系，认为逻辑与修辞是法律方法的两种要素，是人类司法文明的重要结晶，应被提升到范式的高度予以研究。
比之于律例适用的逻辑论证，情理参与的论证属于强化、补充逻辑论证的修辞论证(38)。在法律论证的基础研究部分，有学者认为，法律论证面向现实生活，需要具备严格的逻辑语言和规范的思维导向，因而无论是基础主义还是融贯论都对法律论证具有关键作用。
从2014年度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中，法律方法论可以收获良多。西方法律(学)从传统上被逻辑范式所主导，到当代修辞范式的复兴，中间经过了一些重大理论转换，并引起了法学思维的重要转变x(34)。还有学者开始从部门法的角度研究法律修辞，认为刑法修辞学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增强自身的解释力，并通过说服、论辩而取得客观性与主体间性。就现实来说，有学者认为，作为言辞说服艺术的调解，离不开修辞技巧的使用。注释： ①宪法方面如陈征：《从第一次堕胎判决中透视德国宪法教义学》，《清华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其他具体的法律方法也有各自发展的特点，详述如下。
因之，无论逻辑命题还是修辞命题，都可以参与法治秩序的建构(35)。赵运锋：《以刑制罪：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相互贯通的路径选择》，《北方法学》2014年第5期。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这些进步为法律方法论更好地分析、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为司法者提供更好的参考，都奠定了良好基础。法治思维是具有修辞色彩的法律思维，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治思维的应有之义。
这从地方法院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出。
刘军：《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边界——以法教义学为分析视角》，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1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第390-404页。在更加宏大的层面上，法律修辞方法所寻求的，是以形式法治为主，并附之以实质法治的方法。⑦王启梁：《中国需要社科法学吗》，《光明日报》2014年8月13日，第16版。刘敏：《论法教义学的体系化功能——以民法为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3)王晓：《程序法律论证基本问题研究》，《北方法学》2014年第4期。举办这次对话会的目的，就是让这两个领域的学者相互沟通，从而发现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知识竞争与互补关系。
(59)陆幸福：《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法律效力之证成》，《法学》2014年第9期。可以说，只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并驾齐驱，才能够更加全面的凸显法律方法论对中国法学和法治的重要意义。
但是，这种情况意味着在制度初创时期，每一个指导性案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遴选出来的，具有很高的质量，非常适合借助于法律方法论的理论资源进行分析和解读。在法律解释的技术方法上，从字词考据、文义疏解再到文理阐释，中国传统的法律解释与传统汉语中的文义解释路径高度契合。
法律论证中的规范性融贯作为一种理论层面的标准，离不开语用学依托实践对言说实践进行考察的思维和进路(32)。(42)姜涛：《刑法修辞学：视域、方法与价值》，《人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例如，有学者结合庄丰源案的分析，认为人大释法制度作为基本法体制之下两种法律传统的连接点，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种新的法律地位，因而容许并要求其在与我国香港地区普通法传统的互动中发展出独特的法律解释模式，而这种独特的释法模式与庄丰源案规则是相容且相互促进的(27)。尤陈俊认为，对今天的中国法学研究而言，真正有助益的不是两个正在成长的学派之间那种意气化的、截然对立式的立场宣誓，而是在立足于中国法律实践和充分了解对方的基础上的彼此欣赏和互鉴(12)。
这两种命题又有一定相关性，其最基本的关联根据是它们都从属于法律这种人类言语现象。【关 键 词】法律方法论/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教义学/社科法学/案例指导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法治的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方向，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也不例外。
(43)张勇：《模糊修辞的刑法运用》，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1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5-415页。(57)何然：《司法判例制度论要》，《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
目的性限缩需要限缩技术作为依托，在对行政法规范的立法目的进行把握时尤其应当注意逆推法与体系性思考，在对构成要件进行类型化时则需紧密结合立法目的的内在层次(66)。前者重视法律解释的原因在于宪法解释学的兴起，而后者对法教义学属性的强调使得刑事审判中的法律解释成为首选要素。
